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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礼貌性偏见:方法同源、数据有效性和暴力相关研究中的

发布日期:2022-05-12 17:50   来源:未知   阅读:

  在战争、被迫移民和人道主义危机引起国际关注的背景下,研究对象过往与记者、倡议团体、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组织相关的经历影响了学术研究质量。基于在伊拉克和黎巴嫩长期的田野调查,本文认为,研究对象与其它行为者曾经或持续存在的互动会影响到学术研究所收集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并危及了学术伦理。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记者等其它行为体和学者采用的方法同源——调查和结构化访谈,通过四个机制影响了学术研究收集到的数据质量:反刍、重定向、不情愿参与和抗拒。如何避免这些机制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应该成为研究设计、项目选址、案例选择和数据分析时的核心关注。

  与战争、被迫移民和人道主义灾难同步进行的研究在方法、伦理和实践上都遇到了挑战。许多人道主义危机变得旷日持久,在这样的地方进行研究需要特别的谨慎、创新和道德敏感度。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过度研究”(over-research)的趋势,参与者(participants)由于随着时间推移没有感到变化,而对当地研究者产生疲劳和怨恨。尽管如此,这类地点仍然是研究的热门——从黎巴嫩的沙提拉难民营,到北爱尔兰的西贝尔法斯特,再到乌干达北部的古卢,因为它们在物理和政治上可及、具有为不同研究课题提供信息的潜力,赞助和管理此类研究的市场发达、且研究能够产生政治意义和象征性的共鸣。

  在冲突地区和人道主义危机中研究的伦理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术探讨。然而,这些环境如何影响学者收集高质量、有意义的原始数据,以及数据质量和道德研究实践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关注。一些传统方法论中的常设假设是,技术创新可以识别系统性偏见和补偿低质量的数据,而不是这些数据问题应该鼓励研究者转变其研究设计或选址。尽管研究者可能会采用反思(reflexivity)和定位(positionality)来理解他们个人、关系状态和社会背景对他们的关系网络以及他们进行的互动的影响。然而,在研究者控制或意识之外的动态,如场域中其他行为者的行为,会影响到甚至是最道德和最经深思熟虑的项目。

  人道主义危机的环境如何影响收集数据的质量?本文通过对伊拉克北部人道主义人员和记者的访谈和观察,以及对黎巴嫩难民社区两年多的田野研究,确定了四种影响不同研究的数据质量的机制,对这四种机制进行了定义,并提供了田野实例。文章展示了人道主义评估系统、不道德的新闻实践、政治化和安全化是如何引导危机环境中的人们以特定方式传递信息,并助长他们的消极情绪,揭示了学术研究中更深的伦理和认识论问题。如果研究者不加以注意,搜集的数据会存在偏差,产生不准确的相关性、有问题的描述和歪曲的研究结果。

  研究者在设计田野调查时往往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但是研究者本人的语言能力和地点可及性这样的现实因素却往往很少写入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在复杂危机的背景中,研究者的实地研究会面临一系列的主客观制约因素,包括当地官僚的威胁、研究对象难以接触、受访者对研究者的政治偏见,以及研究者缺乏避免对经历痛苦的研究对象造成二次伤害的知识,都会影响数据的有效性、稳健型和普遍性。学者们可以从任何角度来处理这些挑战,包括与工作地点建立良好关系,或采用定性定量的混合方法。然而,这些困难往往被理解成统一的和可预测的,因此也是能够解决的。例如,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在调查研究或访谈中采用特定的技巧,例如以多种方式提问,或使用系列实验(list experiments),来避免不准确或虚假回答的可能性。

  这些主张建立在第二个假设上,即在脆弱的环境中,对的研究独立于其他参与者的活动。在危机环境里收集数据的技术具有相似性——从民意调查到游戏、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观察。然而,潜在的受访者往往不把研究人员看作是独立的行为者,而看作是一个更大的外来者群体的一部分。本文认为,非学术行为者如安全部队、人道主义行为者、倡议团体和记者,在危机背景下与弱势人群互动的方法同源(methodological cognate),塑造了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的互动方式。方法同源是指搜集学术数据的方法给参与者的体验与非学术行为者使用的方法带来的体验相同,使得参与者混淆研究人员和记者、情报搜集人员或教会人员;即使援助工作者和研究者是当地人,仍被受援者视为他者,因为觉得他者可以获得相对于受援者更多的资源、技术、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

  尽管大多数学者可能认为或将他们的研究独立于该地区进行的其他项目,无论是学术、人道主义、医疗、执法、军事或新闻。但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是相关的,假设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是独立的,就会忽略那些塑造收集数据及其分析结果的结构、制度、道德和社会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不同专业领域使用的方法同源,使潜在的研究参与者以影响学术数据的方式社会化——弱势个体在与各种强势行为体互动后会得到启发,塑造他们未来与认为是类似的人和组织互动的方式。人们对“提问的人”是谁以及他们的工作可能有数月或数年的成见,解释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协议和目标不足以消除多年来的社会化进程。

  问题不在于危机环境中的动态是否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而在于如何影响。文章揭示了四个主要机制:当受危机影响的人群自愿参与研究,却是按照先前与人道主义人员、记者和安全人员等行为者互动学到的模式时,就会发生反刍(Regurgitation)。他们可能被社会化了,认为他们经历的某些方面对“外人”来说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对另一个行为者(如援助机构)描述的状态能给他们更多帮助,但对研究者来说是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反刍导致了反应偏差(response bias),因为参与者学会了夸大某种信息,从而影响数据质量。反刍是方法同源中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因为受访者在访谈和调查中会被反复问到类似的问题。

  重定向(Redirection)指参与者进入一种互动形式时,如学术访谈或就医(clinical visit),激起另一种互动形式。一种常见的重定向形式是学术访谈中的参与者要求某种形式的援助或帮助,这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研究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之间的区别。重定向会对研究产生不同的影响,从中断访谈到开启新问题、给参与者造成二次伤害,以及导致低质量的数据,当参与者觉得被问的问题或所使用的方法没有反映他们的经验现实时,重定向就更有可能发生。

  不情愿参与(Reluctant participation)指参与者同意受访,但由于参与者有各种情绪,如幻灭、无聊、沮丧或疲惫,热情不高。不情愿参与可能是因为人们希望或觉得有义务帮助他们的社群或讲一个故事,不想扫外人的兴,或觉得有道德压力要为援助过他们的人道主义团体参与公共关系。不情愿参与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数据的有效性,包括不注意研究说明,重复、表面、匆忙回答问题,甚至是隐瞒信息。

  最后,抗拒(resistance)指故意干扰研究人员的数据,目的是停止、减缓或损害研究本身。它包括故意阻挠、破坏或损害研究及其数据,或阻止研究人员进入社区。抵抗的动因可能来自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尊重,包括违反保密原则、错误描述、错误陈述。抗拒可能由有问题的方法同源引发;例如,在历史上被医学研究剥削的人口中进行的社会科学实验;或者由总体权力结构引发,例如,一方是来自北方的研究人员,一方是南方的参与者(劳工)。抗拒意味着参与者故意操纵回答或拒绝参与,使研究的进行极其困难或完全无法进行。

  上述机制来自作者十年来在中东进行的集中研究,包括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难民进行的民族志、实地访谈和档案研究。作者在与来自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者共同工作,深入了解人道主义数据收集的方法以及项目的规划和执行;以及采访新闻工作者,因此,作者能够收集到大量不同寻常的数据。下文将用四个微观案例来阐述上述四个机制,其中每个事件都是平凡的日常而不是特殊时刻,来展示嵌套的互动如何可能影响研究者的数据质量。

  为了人道主义工作顺利运行,评估(assessments)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系统收集基本人口信息以及特定部门所关注信息的有效手段。作者在难民营和救援现场的反复观察表明,评估训练人们以某种方式讲述故事。评估流程大致如下:在难民营,评估小组组长进入帐篷后向里面的人打招呼,介绍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目的,并询问是否可以对他们进行采访;在对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住所等信息进行五到十分钟的收集后,道谢离开并进入下一个帐篷,重复这个过程。营地将人们分配到有编号的帐篷中,以方便收集信息、分配资源和监测,这也吸引了需要随机抽样和访谈的研究,尽管难民离开和到达营地的能力反映了高度非随机性。

  这种互动模式让难民接触到了两种方法同源:访谈(由安全部队和人道主义行动者)和调查(由人道主义行动者),导致了会产生反刍的预先学习。在伊拉克,难民营的居民几乎都参加了多次、重复的评估。这种评估鼓励,甚至要求人们周期性地以直截了当、系统化和分门别类的方式向陌生人转述他们的异常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行为本身创造并强化了“援助人员”和“受益者”的权力类别。对于难民来说,分享个人信息是获得援助、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他们逐渐能预测到问题,甚至自带文件准备接受核查。但如果他们不明白学术人员与安全官员或人道主义工作者不同,那么他们同意参与的学术研究就可能受到影响。尤其是当援助组织和学术研究的团队成员来源不同、所受方法培训程度不一时,都会给受访者造成不同的心理预期。

  难民在一个地方讲述的故事与评估所鼓励的形式不同,那就是诊所。根据我采访的医生所说,许多病人即使没有健康问题,也会坐在那里聊天,诉说他们的关切、烦恼和焦虑,时间是预约的两倍到三倍;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热线员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可能是诊所和热线的私密性让他们感到安心。这些行为揭示了重定向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进入特定类型的、已有明确规定的互动(如诊所)环境,却将互动转移到他们所需(一个隐蔽的空间来谈论他们的感受)。因此,重定向的特点是被访者最初同意,但随着互动的进行,他们越来越犹豫、沮丧、拒绝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对话者可能会认为研究者的关注点是不恰当的,并试图重新塑造对话,将社会科学研究者带入他们本身缺乏经验的角色。这种互动从根本上说是参与者脆弱性的产物,而不是他们明确的同意和有意识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如果继续收集数据,既可能伤害参与者,也降低了数据的有效性。

  在伊拉克进行实地研究期间,我从陪同的非政府组织人员口中得知摩苏尔行动引发了很多记者的兴趣并找到他,便问他如何帮助记者们采访难民,他说:“我们把难民们安排在营地的某个区域,每月付钱给他们接受采访。你知道吗,记者们会问到很多困难的事情,这占用了他们很多时间,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流离失所的人很脆弱也很累,所以我们每个月轮流让部分家庭接受采访,并向他们的努力支付报酬。我们不希望外国人四处游荡,进入帐篷,问一些私人问题。”事实上,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有规定禁止他所描述的私人接触;新闻业和学术界都有限制付费互动的准则。

  上述策略揭示了不情愿参与的运作方式;如果不给难民报酬,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在戒备森严、遭受反复评估和高强度新闻曝光的环境中生活,人们厌倦了被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执法部门用同源方法进行调查、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这一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相吻合,有学者指出,参与者的疲劳会导致异常的、不完整的或糟糕的回答,使结果缺乏普遍性。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成比例的潜在参与者选择退出研究,而新来的学术研究人员则无法获得研究设计所需的随机样本。此外,人道主义工作者作为中间人给参与者报酬,却没有明确告知记者或研究人员,这对数据质量和可靠性带来了第二种影响:秘密报酬掩盖了同意可能是胁迫下的妥协,并在当地注入了不平等的因素(有些人受益,有些人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了学术研究的道德性。而且,非政府组织在选择家庭时也有偏见;他们既不是随机选择的,所选择的家庭未必代表营地的人口。相反,他们会选择顺从的家庭(例如,妇女不再戴全套面纱,男人不再留胡子,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同情IS的标志)。在这种条件下,几乎不可能获得营地难民家庭的随机样本。

  ”我与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当地和研究人员、人道主义机构一起工作的朋友就你想进行的研究项目进行了几次交流,每个人都强烈建议研究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进行。有三个人直接反对研究的框架和设计。有人说,如果这个项目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来立即改善人们的处境,他们不会愿意提供帮助。人们已经非常疲惫了,他们完成了所有研究,却没有获得改变。即使你有一个设计完美的项目和理想的调查员,这些原因仍然会影响你的结果。”

  上述文字摘录于我请求一位同事帮我招募本地研究助理后他的回信,揭示出了第四种机制:抗拒。抗拒有很多形式,从拒绝参与到散布关于研究人员的谣言,到在访谈或调查中故意给出错误答复,再到公开的威胁。它可能影响参与度从而使样本产生偏差,导致研究人员描述的政治动态不准确,伤害学者或者阻止研究。抗拒往往来自于研究人员对当地历史和政治的无知,如果当地人认为研究人员“空降”到现场(例如,在一周内培训访员或采访精英),就很容易产生抗拒心理。不止一位联系人告诉我,他们厌倦了“那些来了一个星期就根据四次采访写出一本书的人”。这种抗拒也可能来自于对一些研究人员不道德行为的不满,这些学者反复进行的研究脱离了当地的现实和愿望,并且在出版物和资助申请中忽略了当地的合作者和研究团队。许多联系人承认他们并不期望学者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只是想让学者感到不被欢迎和内疚,从而终止研究。

  研究人员可以采取方法来克服上诉因素。首先,研究人员必须在研究设计、调查方法、研究伦理和研究团队管理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应该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案例,追求新的选址、具有语言基础、能够获得持续同意的研究,以及包括对当地研究人员成果的全面回顾。学者应该注意到,许多吸引人的地点可能已经被过度研究。如果不清楚是否被过度研究,可以向其它同样在这一地区研究的人员咨询。

  高质量的方法训练只是一个开始;方法同源塑造人口与外来者的互动模式,意味着单靠方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以及有大量记者、人道主义和安全人员存在的地方,如果期望人们参与,研究必须是有吸引力的、有意义的和尊重人的。学者们不应该把人们想要讲述他们的故事与研究人员有权获得他们的故事混为一谈。即使有些研究可能被解读为具有“学术意义”,但由于不可能给当地带来回报,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会面临挑战,因此在这些地方进行研究不太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数据和强有力的分析。这一结论使人质疑此类项目是否符合研究的核心原则——包括福利和正义,以及它们是否遵守了学科道德规范。因此,学术研究应该将研究设计和当地机构结合,这可能需要对研究问题更多地使用归纳法和溯因法(inductive and abductive approaches),至少在早期阶段如此。

  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向上”而不是“向下”,也就是说,研究强大的行为者而不是弱势人群,例如中层政府官员及其政策的影响。然而,它必须花费时间和强势群体接触和建立工作关系,以及保持避免强化精英语言与权力的道德考虑。

  总而言之,尽管本文是基于对难民的实地研究,但它们也为专注于移民和迁徙、城市政治和灾难政治等众多领域及其子领域里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经验教训。本文表明,生活在灾难环境中的人往往在学术干预之前就已经被广泛地引导了,他们不是独立的行动者,同意不等于热情、真正的参与。许多研究所假设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信任和参与者的开放态度上,而是建立在潜在的胁迫和研究人员到达之前就已经写好的脚本上。本文的目的不是要阻止研究,而是要强调健全的研究伦理是产生高质量数据的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

  原标题:《顶刊编译|礼貌性偏见:方法同源、数据有效性和暴力相关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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